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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秘古时湖南贬谪地图 那会长沙还是蛮荒地(图)

  □撰文/刘见华

  清代王先谦《湖南全省掌故备考》有历代湖南“流寓”人的名录,湖湘地理根据这个名录和现代研究者成果,制作了这张不完全的湖南贬谪地图。

 研究者惯于把贬谪经历作为流亡者一生的重要转折,或是其文学生命的高峰,而我们在此,是要发掘出他们与湖南的交集,行踪,和轨迹,那些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地理路线和地方。

  时间:以唐宋为多;官员离开京城的贬谪和流放,“是唐代政治生活的一大节目”

  这是公元前278年农历的五月初五,“被发行吟”于汨罗江边的三闾大夫屈原,“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”,在渔父问他“何故而至此”时,他说出了那句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,众人皆醉而我独醒”,又吟诵了他生命里最后一篇赋《怀沙赋》,投汨罗江而死。

  那个渔父还劝诫屈原“举世混浊,何不随其流”,后世也有论者认为,这可能只是作者司马迁南游楚地时以当地父老传说而记,并非真的有这么一个渔父。

  不管怎样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还是为我们留下了这位中国第一位流放者生命中最后的时光,屈原死时甚至是“怀石”投江的。

  学者们把贬谪的滥觞上推到尧舜时代,传说中的舜流放共工、鲧(禹的父亲)被认为是最初的源头。然而,这只是传说,古书中记载的他们被流放的“三苗”之地是整个南中国,没人说得清具体是哪里。

  真正开始的贬谪,始于屈原,这是中国也是湖南信史(可信任的历史)第一个被贬谪的官员。武汉大学的尚永亮教授本是研究文学,在他看来,无论贬谪还是贬谪文学,屈原都是第一人。

  屈原历经两次流放,第一次在楚国北部汉水流域,“有鸟自南兮,来集汉北”(《离骚·抽思》),他常在诗中以鸟自比,有时还会“狂顾南行”,但他不能回都城,只能是“聊以娱心”。

  第二次,他“遵江夏以流亡”,“上洞庭而下江”(《离骚·哀郢》),从郢都(今湖北江陵)东下,最远甚至到了“陵阳”,那被认为是今安徽省境内。

  因为楚国都城郢都被秦军攻破,他又在今天湖南境内溆浦等地漂泊、流亡,投江之地,是在由汨罗向长沙行进的途中。

  长沙被称为“屈贾之乡”,就和两位流贬的人有关:屈原、贾谊。西汉的贾谊是一个少年得志的人,因为被人诬告,以滥用职权的罪名而贬长沙,当长沙王的太傅。当时中原人的眼中长沙还是一个多雨潮湿的荒僻之地。

  此后历代的贬谪之人,尚永亮将其通俗地分为两大类:一是坏人,二是好人。前者如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来俊臣(成语“请君入瓮”中被“入瓮”的即是他),北宋奸臣、宰相蔡京等;后者,也是大多数,是本无罪“甚至该提升”的“负向贬谪”。

  为什么古代中国多有贬谪?尚永亮归因于它“以权代法”的政治环境,当掌权的不是正直的人甚至小人时,欺上瞒下、挟私报怨、打击政敌就不可避免地发生。而那些文人官员们又都抱着一种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思想,总不甘以文人自居,总想在政治中“叱咤风云”。 无论贬官还是流放,多是因过失或犯罪而来,但常见的是,许多所谓的过失或罪名,都是其政治对手强加的,“许多文人遭贬的原因大多是借口而已”。

  于是,悲剧就发生了。这些文官们在仓皇逼迫、小吏驱使下,踏上了岭南、粤北、湘南的万里贬途。

  对历代被贬的人进行统计,发现它们集中在唐宋时期,“所遣外任,多是贬累之人”,一个唐朝官员的描述让我们知道,那些从京城到外地、尤其是偏远地区当官的人,多是被贬的。

  唐代到底有多少官员被贬?就全国而言,“有姓名、年代可考的贬官2456人次”,尚永亮给出他的研究数据。《唐会要》称当时的官员“晨趋丹陛,夕贬蛮荒”,早晨还在朝堂,傍晚就传来命令,贬到蛮荒地带了。官员离开京城的贬谪和流放,“是唐代政治生活的一大节目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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